2011年，64歲的上海芯片產業奠基人江上舟，走到了人生盡頭。

彌留之際，他始終放心不下中國的芯片事業。

直到有人在他耳邊大喊一聲——“光刻機”，他才睜開了眼睛。但最終，還是抱憾離去。

 

上海，中國[敏感詞]大城市。

大多數人對它的印象，還停留在中國的經濟、金融、航運中心，或者是老工業基地，紡織業發達。

但其實，今天的上海，更是中國芯片產業的排頭兵！

上海的芯片產業有多牛呢？

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的集成電路產值超過2000億元，全國占比22%。

乍一看，這數據好像也不咋地，但枯燥的數據背后，隱藏著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實：

上海已是國內集成電路產業鏈最完備、綜合技術水平[敏感詞]的地區。

從設計、制造、封裝測試，到材料、設備，芯片產業鏈五大關鍵領域，上海均有龍頭企業布局。

紫光展銳、中芯國際、中微公司、上海微電子、上海新昇……這些普通人聽來有些陌生的名字，卻代表了中國芯片產業在不同領域[敏感詞]的希望。

以中芯國際為例，它是國內目前[敏感詞]能夠提供14納米制程的晶圓代工廠，7納米也在全力沖刺。

除了中芯國際，上海還有華虹半導體。

這是全球十大晶圓代工廠中，中國大陸僅有的兩家上榜企業，分列世界第五和第六。

 

在華為海思受限后，全球十大芯片廠商中已找不到一家大陸企業。目前，最有可能替補海思的，是總部位于上海的紫光展銳。

[敏感詞]數據顯示，紫光展銳在手機芯片市場上排名全球第四，僅次于聯發科、高通和蘋果。

上海對于中國芯片產業鏈的影響力，還遠不止于此。

在我們被卡脖子最嚴重的兩個領域——半導體設備和材料，上海都有布局，有的甚至代表了突圍的[敏感詞]希望。

以光刻機為例，上海微電子是中國[敏感詞]的光刻機巨頭，有望在2021-2022年交付首臺國產28納米工藝光刻機。

一旦順利交付，將是國內半導體產業史上的一座豐碑。

上海在蝕刻機上的突破，更是鼓舞人心。早在2018年，中微公司就研制出世界首臺5納米等離子蝕刻機。

目前，該公司的設備已成功進入臺積電等國際一流廠商的生產線。

半導體硅片是生產芯片的基礎材料。2017年之前，國內300mm半導體硅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信越化學、SUMCO（三菱住友）等少數日本廠商，壟斷了全球一半以上市場。

直到2018年，滬硅產業旗下子公司上海新昇，成功實現300mm半導體硅片國產化，才打破了這一尷尬局面。

可以說，今天的上海，撐起了中國芯片產業的半邊天，在某些領域，甚至是全國[敏感詞]的希望。

但就是這樣一個上海，幾年前，還被很多人嘲笑：錯失了互聯網行業。

 

2018年，一篇名為《上海是怎么錯失這些年的互聯網機遇的？》的文章，在網上刷屏。

 

文章認為，上海正在為它的保守付出代價，因為錯失互聯網，屬于這座城市的黃金時代已經謝幕。

這篇文章的觀點代表了當時許多人的看法。在喧囂的互聯網時代，上海也確實顯得有些寂寥。

與深圳有騰訊，杭州有阿里，北京有百度、京東等相比，上海似乎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互聯網巨頭。

不過，說上海沒有互聯網基因，也并不客觀。畢竟，這里也出過易趣、土豆等，至今還活躍著拼多多、餓了么和B站。

但熱鬧的互聯網之外，上海人還有更多的深謀遠慮。

若是回顧1999年，大多數人會聯想到一個風云激蕩的年代：那一年，馬云創辦阿里，馬化騰推出了QQ。

但其實，那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當時，原信息產業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集成電路“十五”戰略規劃研討會，準備花5年時間建兩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

對于在西方的技術封鎖下，剛經歷了908/909工程失敗的中國半導體產業來講，這已經是一個大膽的計劃。

但來自上海的江上舟，卻打破會上彌漫的悲觀情緒，一舉提出：“十五”期間，上海要建十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

整個會場一片嘩然。要知道，此前16年，舉全國之力也才搞成了一條。

江上舟看似瘋狂的發言，背后代表了上海對于產業轉型的決心。

1998年，41歲的江上舟，從海南調任上海經委副主任時，這個中國[敏感詞]的工業城市正經歷國企改革、百萬工人大下崗的陣痛。

紡織、鋼鐵、石化……這些昔日曾給上海帶來榮耀的傳統行業，逐漸成為歷史的包袱。上海的未來要靠高科技和新興產業，這已成為當時決策層的共識。

江上舟的任務，就是為上海篩選出這樣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成電路便是其一。

 

他通過復盤中國臺灣新竹工業園的歷史，并比較上海的優劣勢后，向上海決策層建言：在浦東規劃面積22平方公里、3倍于臺灣新竹工業園區的張江微電子開發區。

在江上舟看來：

華人在半導體產業的能力，世界數一數二，而上海又是最受國際資本青睞的內地城市，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只要張開懷抱，未來一定能超越中國臺灣。

但半導體是個燒錢的行業，光靠上海一家，獨木難支，必須尋求國家的產業支持。

于是，那年7月到10月，江上舟與海外專家馬啟元，頻頻通電話，商討振興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大計。

在以他們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官員的努力下，2000年6月，國務院發布18號文件，首次制定了振興半導體產業的政策，并對相關企業實施稅收優惠。

18號文件掀起了海外華人歸國、投資國內半導體產業的熱潮，其中就包括張汝京。

2000年，被迫放棄世大半導體、離開臺灣的張汝京，打算到對岸尋找事業的第二春。他一共物色了三座城市：香港、北京和上海。

在香港，他因土地問題而鎩羽，到了北京，只有一位無法拍板的人陪同。而在上海，不但有大領導當場拍板，市長徐匡迪還親自帶他考察浦東，并放話：

“張江的地，你想要哪塊都可以。”

最終，中芯國際選址在了張江。

對于彼時的上海來講，中芯國際就是一面旗幟。在那一年前，市政府剛決定：聚焦張江，發展集成電路產業。

而中芯國際也沒有辜負上海決策層的期望。

由于引入了國際資本，中芯國際成功避免了類似無錫華晶（908工程）和上海華虹（909工程）那樣，被西方技術禁運的命運。

再加上張汝京個人的能力，13個月建成一座8英寸廠，創下當時全球最快建廠紀錄。然后是3座、5座……

短短五年，中芯國際便躍居世界第三，并一舉將中國半導體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從3代縮小到1代。

雖然中芯國際一路高歌，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下，上海的造芯之路，注定不會平坦。

 

造芯之難，不在某個產品，而在整個產業鏈。

中芯國際雖然解決了芯片制造問題，但從設計到封裝測試，再從材料到生產設備……缺少哪一環都難以形成產業集群效應。

而這，從一開始，就是上海決策層考量的重點。

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華人聚焦張江，2001年2月，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蔣以任和經委副主任江上舟率團訪問硅谷，并在那里組織了上海信息產業座談會。

 

這次活動在硅谷引起巨大反響，原先預定的100人會議廳，擠進了300多人。

會上，江上舟激情四溢，描繪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雄心壯志，感染了在場所有人。他們中許多人，會后不久便賣掉國外的房子，回國創業。

不僅如此，在那次會議前后，包括武平、尹志堯、朱一明在內，一大批半導體產業的華人精英，在上海市政府的努力下，落戶張江。

他們先后創辦了展訊、中微半導體、兆易創新等企業。

上海市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重視，是他們選擇上海、選擇張江的原因。在張汝京眼里，上海決策快、效率高，而武平看中的，是上海對于高科技的理解。

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當地官員對于人才的渴望，以及對工作的竭盡全力。

在上海一次半導體設備展上，江上舟遇到了在美國應用材料公司擔任等離子刻蝕設備負責人的尹志堯。

彼時的江上舟，由于過度操勞，不幸罹癌，但他極力想說服對方回國創業。

“看來造光刻機、等離子蝕刻機比造原子彈還復雜，外國公司用它來掐我們集成電路產業的脖子，我們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來？”

尹志堯當時已年逾六旬，有些猶豫。這時，江上舟接著說：

“我是個癌癥病人，只剩下半條命，哪怕豁出這半條命，也想為國家造出這個光刻機、等離子蝕刻機來。我們一起干吧。”

最終，尹志堯被江上舟的熱誠打動。

比蝕刻機更難的是光刻機，也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設備。

長期以來，這個領域一直被日本尼康、荷蘭ASML等少數幾家企業壟斷。只要他們不給光刻機，我們就不能造芯片。

為了攻克這一堡壘，江上舟力主將光刻機項目列入“十五”國家重大專項。

這一觀點最終被采納。2002年，在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共同推動下，上海微電子在張江成立。

公司剛成立不久，總經理賀榮明就帶著技術團隊去歐洲談合作，結果被人當“騙子”。在德國考察時，有當地工程師一臉鄙夷：

“就算給你們全套圖紙，你們也做不出來。”

頂著這樣的壓力，賀榮明和他的同事艱難上路。20年后，上海微電子托起了國產高端光刻機最后的希望。

 

技術上的難題，可通過吸引人才來解決。但外部環境的殘酷，卻總教人落淚。

對于中國人想要挺進半導體產業的雄心，西方發達國家始終抱有戒心。

908/909工程先后因為瓦森納協定對中國的技術禁運而夭折。曾掀起海外華人回國熱潮的18號文件，也在出臺后不久，遭美國施壓，最終打了折扣。

來自競爭對手的狙擊，更是毫不留情。

2003年，就在中芯國際一路高歌、籌備上市前夕，臺積電以竊取商業機密為由，一紙訴狀將其告上法庭。

原本高速增長的態勢，由此戛然而止。中芯國際不得不一邊跟對手簽下和解協議，一邊奮力追趕。

到了2009年，眼看45納米制程即將投產，中國大陸將[敏感詞]次追平世界先進水平時，臺積電再次使出殺手锏。

那年11月，美國加州法院判臺積電勝訴。等待中芯國際的是：創始人張汝京辭職，賠款2億美元，并無條件出讓8%的股權給臺積電。

輸了官司的張汝京，在與律師通電話時，失聲痛哭。臨危之際，抱病接管中芯國際的江上舟苦苦支撐兩年后，與世長辭。

中芯國際的慘痛經歷，并沒能澆滅上海人死磕半導體的決心。

事實上，從聚焦張江的[敏感詞]天起，上海市政府對困難就有清醒的認識，一再指示張江高科技園區要有耐心，要坐得住冷板凳。

半導體產業是個燒錢的行業，一條產線動輒上百億。

但在2014年成立大基金以前，整個國家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是不夠的。用當時《財新周刊》的話來講，“每年的投入只夠修2公里地鐵”。

在某個行業還沒有獲得大資金青睞時，一個地方政府投入這么多，短期內還看不到回報，極有可能成為政績上的大坑。

更要命的是，就在上海死磕半導體的這20年里，互聯網行業興起，全國各地蜂擁而上。

在此期間，上海經歷了種種困難，遭受了種種非議，有人質問“上海為什么出不了馬云”，更有人斷言“上海已被互聯網拋棄”。

在這一片喧囂中，歷屆上海市領導班子始終頂住壓力，按照既定規劃，不斷支持張江的半導體產業，累計投入數百億元資金。

對于張江的考核，從一開始就不是產值，不是GDP，而是人才聚集度、企業孵化度和產業鏈完備程度。

20年的堅持，最終換來了完美的轉身。

 

2018年，從中興、華為開始，中國公司遭到美國一輪又一輪的科技封鎖。

突然間，我們發現，那些曾經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外賣、移動支付、共享單車等，其實，是在別人的地基上砌房子。

此時，當我們盤點家底，想要在芯片這個地基上尋找國產替代時，才發現上海已是舉國之下的不二之選。

因為這里是國內集成電路產業綜合技術水平[敏感詞]、產業鏈最完整的地區。

當三星、臺積電壟斷了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時，是中芯國際成功量產14納米，保住了我們繼續追趕的希望。

當信越化學、SUMCO在半導體硅片上一手遮天時，是滬硅產業（上海新昇母公司）為我們撕開了一道口子。

當高端光刻機成為擋在我們面前[敏感詞]的攔路虎時，又是上海微電子，肩負起了我們攻克28納米光刻機的重任。

但即便如此，我們距離世界先進水平，仍有一段很漫長的路要走。

而上海也從未停下腳步。

自從1999年，上海實施“聚焦張江”戰略以來，張江高科技園區的面積從25平方公里擴大至220平方公里，增長近10倍，名字也隨之改為張江科學城。

兩年前的2019年，上海再次加碼，成立臨港新片區，并發布了集成電路專項規劃。

 

未來，臨港新片區一旦建成，將與張江科學城一起，形成上海半導體產業的雙核驅動，并有望再次改寫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版圖。

看著眼前這幅雄偉的藍圖，我們很難忘記，這一路走來，有多少人在背后為之付出了艱辛努力，甚至是生命。

61歲的張汝京，從中芯國際離職后，不甘退縮，于2014年創辦新昇半導體，為大陸半導體產業補上了硅材料的短板。

抱病接替張汝京的江上舟，為拯救中芯國際，日夜操勞，最終撒手人寰。

《上海經濟》為我們記錄下了江上舟生命最后三天的催淚一幕：

2011年6月27日，躺在上海瑞金醫院的江上舟陷入了昏迷。長期主管上海工業的原副市長蔣以任了解他，在他耳邊大喊一聲“光刻機”。

江上舟立刻清醒過來，但因喉嚨插著管子無法說話，他急得左右扭動脖子。直到蔣以任再次喊道：“集成電路裝備樣機很成功”，他才安靜下來。

但最終，還是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20年來，正是在以張汝京、江上舟為代表，一代又一代上海地方官員和企業家，以及千千萬萬工程師的努力下，才有了上海半導體產業的今天。

多年前，時任科技部長萬鋼在追憶江上舟時，曾說：“如果沒有當年上海下決心搞芯片，可能我們今天的芯片進口要遠遠超過石油。”

如今看來，這個評價似乎仍不足以彰顯上海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

事實上，在科技戰越演越烈的今天，上海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了中國芯片的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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